“港”創科25人?丨專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教授于君: 享受探索科學的樂趣,過程即獎賞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朱麗娜特約記者王帆香港報道
從醫學生到臨床醫生,再到走上醫學研究之路,成為胃腸癌研究領域的頂尖專家,于君這位溫婉的女科學家一直秉持著“興趣第一”的信念。
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位于香港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長于君教授。
于君長期致力于消化系統腫瘤分子機制、腸道微生態、腫瘤分子標志物和抗腫瘤治療靶點等基礎和轉化研究,她的研究對理解胃癌、結腸癌、非酒精脂肪肝等的發病機制、診斷、治療和預防均影響深遠,并屢獲殊榮。
自2012年起,于君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兩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17年成為首位美國以外的女性和首位亞洲人獲頒“美國胃腸病學會腫瘤研究導師獎”;2019獲頒“全球腸道微生態研究十大科學家”(唯一上榜的華人學者) ;2021年獲“中國女醫師協會五洲女子科技獎基礎醫學科研創新獎”;2022年又獲得中國工程院光華工程科技獎;并先后獲得教育部一等獎三項(均排名第一)。 2022年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
科研之路荊棘叢生,難免充滿艱辛,但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學生,于君的期待都是“享受探索科學的樂趣”,解決醫學科研問題并向臨床轉化,造福于患者。
尋找興趣
雖然秉持著“興趣第一”的信念,但尋找到興趣的過程,對于君而言并非一蹴而就。
她笑言,剛進入大學時,她對醫學并不喜歡,只是出于爭強好勝的心態,努力學習想拿高分。但在此過程中,她卻漸漸領悟到醫學并非死記硬背,更多的是理解。隨著時間的流逝,興趣自然地就來了,“真的融進去了”。
1994年從同濟醫科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博士畢業后,她成為了北京大學醫學院第二臨床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這既是一份光鮮且前景可期的職業,于君也從治愈病人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做醫生的價值。
彼時,她對在實驗室埋頭做研究并不熱衷,曾笑言博士畢業時,“就覺得不想再碰試管了,在實驗室一坐就是幾小時甚至十幾小時,經常到凌晨,辛苦又枯燥?!?/p>
但數年后,于君卻作出了一個決定,從臨床醫生走上了醫學研究之路。對于這個180度的轉變,她解釋道,臨床工作按部就班,重復性高,在接觸病人的過程中愈發感受到臨床醫生的無奈,有些病人在發現時已是晚期,缺乏有效治療措施。另外,身邊許多同學陸續出國,她也萌生了出國深造的念頭。
作為一名女性科學家,于君毫不諱言兼顧事業和家庭給研究工作帶來的挑戰。盡管如此,于君自有她的執著與堅持。1998年,赴德國做博士后研究時,女兒才2歲,在異國他鄉,工作一開始也難免遇到磕磕碰碰,但她想到的不是退縮,而是給自己鼓氣加油,“既然已經承受了遠離家人的痛苦,如果科研再做不好,那就是加倍的損失,所以要把對家庭的虧欠從學習中彌補回來,學點真本事,作出一些成績補償對家庭的損失?!?/p>
在德國留學期間,科研培訓的系統、深入、嚴謹和認真,讓于君大為震撼?!澳憧梢愿惺艿?,他們注重每一步操作的嚴謹性、精確性、可重復性和可靠性,動作和操作一定要規范。不追求速度,只追求精確、質量和創新,我覺得這個理念對我完成最初階段的培訓和后續的科研奠定了重要的基礎?!?/p>
與此同時,她在德國實驗室的導師,培養研究人員的模式就是“鼓勵、再鼓勵”,譬如,對著于君的一張糟糕的原位雜交X光片,他只簡單說了一句“very black”,很大程度消解了一名科研新人對失敗的不安與恐慌;在她取得成功時,則不吝贊美。
在這種張馳有度,而又自由開放的科研環境與氛圍中,于君的辛苦耕耘也收獲了成績。在德國不到兩年的時間,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Gut和Cancer雜志上發表了學術文章,并以第二作者的身份發表了數篇文章。
更重要的是,她真正找到了做研究的樂趣。此時的她,在做臨床醫生和醫學研究之間,心里的天平已經傾向后者,并稱自己“樂在其中”。
享受探索的樂趣
1999年,于君拒絕了德國當地的工作邀約,來到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師從沈祖堯教授,繼續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不久后去了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任高級研究員;2005年,再度回到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從事研究工作。
這一時期的香港,大腸癌的發病率持續攀升,在繼續研究胃癌、肝癌與脂肪肝的同時,于君又開始了對大腸癌的研究。
回望在醫學之路上找到興趣的過程,于君靠的是勤奮、毅力,以及在不同階段有重要的領路人。多年后,她自己也成為了學生科研路上的領路人。
她能夠理解學生的焦慮與迷茫,并且迅速地察覺。曾經有兩個女學生,研究找不到方向,睡不好,精神狀態不對。于君找到她們,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晚上11點前必須上床睡覺,保證充分的睡眠;二是每天到她的辦公室做匯報,她來討論當天的結果并指導下一步怎么做。
“差不多一、兩個月的時候,她們興趣有了,激發了內在的原動力,她們會主動思考,清楚地知道下一步應該怎么進行。后續就不是牽著她們走了,而是以討論的模式一起探索課題的方向和進展,開發了她們的聰明才智,她們甚至有了更深更遠的思考。很高興的是她們最后均有很好的文章發表?!?/p>
受德國求學經歷的影響,她格外強調鼓勵學生及激發她們的內在動力,發掘每一個學生的長項和聰明才智,反復地激勵和鼓勵。在創造寬松平和的科研氛圍的同時,她也是一個“嚴要求”的導師,尤其是對于科研細節規范一絲不茍,嚴謹認真,嚴格遵守實驗室的守則,她同時強調在一個實驗團隊里“團結協作的氛圍”,互相幫助,一起進步。
學生眼中的于君,平和友善,亦師亦友。因此,她備受學生歡迎,一般每年最多錄取2-3個博士生,去年報名的人數卻多達80余人。
對學生,于君希望傳遞一種觀念:不要事先預定一個發表文章的目標,而是在科研的過程中,回答一個未知的科研話題,追求打造一個系統深入的科研精品。最終往往會有新的突破,或者創新性的發現,這是一個功夫做到家,水到渠成的過程。
“香港的高校,學生完成學術論文和通過論文答辯就可以畢業,不需要有文章發表,所以相對來說是在輕松的、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去探索科研的奧秘。反而可以在完成學術論文的基礎上又有高質量的文章發表?!?/p>
關于醫學科研工作,她曾寫道:興趣和毅力為引領,過程即獎賞,“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如能享受探索的樂趣,科研的艱辛與寂寞亦會甘之如飴。
科研無止境
如今,于君已成為香港中文大學胃腸肝病研究領域的領頭人。她是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長、消化疾病研究實驗室主任。
過去幾年間,世界大學排名權威之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雜志公布的全球最佳大學學科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學的胃腸病學和肝病學,分別位列全球第11,第8和第3,逐年不斷刷新記錄。
她同時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內地事務),擔任了內地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特聘教授,在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學術交流、實驗合作、學生互換培養等方面,默默耕耘。在促成中外伙伴合作的過程中,她也樂于扮演“牽線者”的角色。
曾經身為消化科臨床醫生的經歷,使得于君做醫學科研工作有一個始終未變的初衷,要將研究成果從實驗室推向臨床應用。
于君說,“我覺得學醫的背景對于轉化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在從探索一個疾病發生的分子機制的前提下,我永遠在想,這個分子機制怎么幫助病人去治療?怎么幫助患者早期發現?怎么針對分子改變,控制腫瘤的生長?微生態的改變怎樣引到臨床,去控制一部分病人腫瘤的發生?”
她的團隊研發的腸癌和胃癌的早診分子標志物,分別于2018年和2020年獲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總局批準應用于臨床檢測;關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成果,團隊首次發現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纖維化的無創性診斷與監測標志物,完成專利申請有待試劑盒的開發。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成果獲得2020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團隊開發的抗癌益生菌已完成專利申請,并且轉化給了相關公司,正在臨床試驗中。
說到下一步最想突破的方向,于君希望能夠在早篩早診方面更進一步。這也契合了她最初走上醫學研究之路時的初心:通過科研工作,更多地突破臨床治療的局限性。
曾經,做臨床醫生時,把病人治好,能夠給于君帶來莫大的成就感;如今,醫學科研成果的轉化,能夠幫助到更多的病人。她笑稱,做臨床幫助病人是“一對一”,現在是“一對一片”。
從臨床走上醫學研究之路
《21世紀》:首先想請您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當初選擇從醫的初心是什么?
于君:其實我中學的時候特別喜歡數學,讀醫學院與父母對我的影響關系比較大。我父親是做管理類工作的,看了很多醫書,家里的醫書我也會經常隨便翻翻看看,母親也是在醫院做管理工作的,所以跟這些熏陶有關。
大一的下半學期開始學習組胚和解剖,由于學習內容轉彎較大,期中考試組胚考得不好,僅70幾分,對我是個刺激,在后半個學期,我拼命地鼓足干勁學習,結果期末考試,解剖考了97分,組胚超過了80分,組胚考90多分是很難的。當時并不是出于興趣,只是逼迫自己要考高分。
等到第二年開始學習生化,我就開始有些許興趣了,醫學不是死記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去記住它,就容易了一些。尤其接觸臨床的相關知識后,學醫的興趣也逐漸培養起來。
《21世紀》:那種反饋是非常直接跟及時的。
于君:對,反饋是直接的,與病人交流到診斷清楚,到治療有效,再到痊愈的這個過程,能讓你感受到自己當醫生的價值。相比之下,博士期間在實驗室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做就是幾個小時,10幾小時,沒有周末和節假日,經常到凌晨,而且不是跟人打交道,是和各種試管、溶液、儀器打交道,是很枯燥乏味的過程。
《21世紀》:那后來為什么又到德國做博士后研究?
于君:做主治醫生,慢慢感受到臨床中遇到的很多問題不是臨床能夠解決得了的,缺乏有效早期診斷方法,治療的策略和手段有局限性。比方說,一些腫瘤病人來的時候都已經晚期了,有的還很年輕,就感到很無能為力,覺得為什么不早一點發現從而得到有效的治療?因此感受到了醫學基礎科研的重要性。
再就是一起讀博士的、讀碩士的同學們陸陸續續出國,我就想是不是我也應該去豐富一下自己,然后回國繼續當我的消化科醫生。
因為這個想法就出國了。德國人做事非常系統、深入、嚴謹和認真,你可以感受到,他們注重每一步操作的嚴謹性、精確性、可重復性和可靠性,動作和操作一定要規范,我覺得挺震撼的。他們不追求速度,但注重質量的精品,我覺得這個理念對我完成最初階段的培訓和后續的科研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21世紀》:在德國求學的這段經歷對您的影響很大?
于君:應該說打下了非常好的科研基礎和技能,很重要的是培養了科研興趣,還學會了怎樣去面對失敗。其實,失敗是黎明前的黑暗,等你找到失敗的原因,可能又是一個飛躍、突破。在德國有一個非常和諧互助的科研氛圍,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方式和策略,老師會經常表揚和鼓勵你,從而激發科研興趣和信心。
離開德國之后繼續從事醫學科研,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家庭的考慮,另一方面,是對科研產生了興趣。去實驗室沒有抵觸情緒,很愿意去,也很開心,可能這就是興趣所然吧。
不把發表文章作為唯一目的
《21世紀》:說到科研,尤其是基礎科研,很多時候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看到成果的,而且可能一路上也不會有鮮花和掌聲,要怎么克服這種艱辛和困難?您有什么樣的心得?
于君:我覺得一是要正確地面對困難,要有毅力和克服困難的信心,困難克服就是一個飛躍。在課題上遇到挫折時,可能要想一想失敗的原因在哪里,課題方向是否正確,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適,再者就是要讀很多的文獻,知識面要廣,一定要知道這個領域最前沿的進展和有待解決的問題,最好的技能和方法是什么?;仡櫭恳粋€步驟是不是嚴謹、可靠、精確,采用多種方法驗證;多和同行討論和取經。
《21世紀》:除了從內在出發去尋找動力之外,如果從外在,比如從高?;蛘哒麄€社會的評價機制考慮,應該怎樣鼓勵更多的青年人從事基礎的科研工作?
于君:從導師的角度看,每一個學生都很優秀,每個學生有每個學生的長項,充分發揮他們的長項,多鼓勵、激勵和夸獎,讓他知道他是最好的,在他最后畢業時他的確是最優秀的之一,個個如此。
學生遇到問題的時候,很關鍵的就是隨時討論、隨時解決問題,引領他找到正確的課題方向,清楚下一步怎么做。引導和啟發他的科研興趣,感興趣就是個原動力,開發他的聰明才智,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而不是你牽著鼻子走,一口口地喂。
《21世紀》:關于你的實驗室里的“老帶新”,大概是什么樣一種情況?
于君:“老帶新”其實是一個傳統。每個博士生和進修生初進實驗室需要3到4個星期由高年資的科研人員帶領的最基本的實驗技能、實驗室安全守則和倫理等的培訓,基本的實驗技能包括從DNA、RNA、蛋白的提取和分析,再到免疫組化、小動物模型和細胞培養等。
培訓過程和結束后他們需要閱讀文獻和思考課題,我會根據他們的研究背景和基礎,逐個與他們反復討論并落實課題方向,方向明確后,準備開題報告。后續每個新生都會由相關研究領域的博士后帶領開始實驗室的工作和課題的實施。我會每周或不定時與他們討論課題的進展、隨時解決問題或者更換新的課題方向。保證每個科研課題認真、嚴謹、深入、有序并順暢地開展和進行。博士生和進修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掌握基本技能和知識并順利開展課題。
《21世紀》:所以,發文章是水到渠成的?
于君:我覺得不能把發表文章作為唯一目的,那樣就偏離了科研的方向和真諦。如果說一開始就是為了追求發高分文章,科研過程中就可能沒有那么腳踏實地,反而事與愿違。應著重于探索和回答一個科學問題,最終有一個新的突破、創新性的發現。這樣你的發現就是獨一無二和有突破性的,自然也會發高影響因子的文章。團隊就可以不停地在攀登高峰之路上越走越好,而不是停滯不前。
香港的好處是,學生完成論文和通過畢業答辯就可以畢業,不需要有文章發表,所以相對來說是在輕松的、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去探索科研的奧秘,從而完成一篇高質量和有創新性的科研論文,和后續的好質量文章的發表。
推動大灣區互動合作
《21世紀》:眾所周知,香港有幾所全球知名的高校,也提出來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您怎么看香港的基礎科研實力?
于君:在基礎科研方面,香港的幾所院校在國際上有非常靚麗的表現,這跟各個大學里很多團隊的突出表現是有關系的。
從我的領域來看,我覺得政府、大學還有我們醫學院都非常支持基礎科研。在經費方面,我們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每年都會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資助。
《21世紀》:關于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您在廣州和深圳都有團隊,廣州、深圳跟香港的團隊之間,是什么樣的互動、合作模式呢?
于君:大灣區互動合作很方便也很積極,大家有很多共同點又各有優勢。我和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準醫學研究院,以及廣州市第一醫院消化科等建立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同申請并獲批粵港或者兩地合作項目,一起進行課題研究,共享科研資源,互派研究人員學習實驗技能,共同培養研究生和共同發表科研論文等。 協助他們建立類器官平臺和其他相關科研技術和平臺。
《21世紀》:深圳的合作團隊呢?
于君:深圳的實驗室位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內地的很多學生和訪問學者有時候因為通行證問題不便長時間待在香港,那就會安排在深圳的實驗室。這個平臺方便與大灣區和內地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合作。
還有重要的一點,內地有些樣本不可以轉運到香港,比方說一些組織的活檢樣本、糞便樣本等,有了深圳的實驗平臺,我們可以不必將樣本運送到香港,直接在深圳的實驗室進行處理,然后會送國內的公司進行相關測序。
醫學研究向臨床應用轉化
《21世紀》:在當前和今后的研究中,您最想攻克的課題方向是什么?
于君:仍然是早診方面,早期發現腫瘤,早期診斷。2018年國家藥監局批準的第一個分子檢測腸癌產品就是我們發明的,2020年我們的胃癌血理檢測獲批。另外,腸癌的糞菌檢測,在香港以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目前應用于臨床腸癌早篩,這三個是已經成功轉化的跟患者有直接關系的早診標記物。
我們研究的益生菌也申請了專利,專利轉化給了公司,目前在做臨床實驗。香港腸癌的發病率從2012年開始超過肺癌,并且每年新增病例在遞增。我們找到4種在腸癌或者腺瘤患者腸道減少或消失的益生菌,給他們補充這些益生菌,希望減少腸癌或者腺瘤術后的發生率和切除術后復發,在機制上我們也有系統的探索。
還有一個是脂肪肝的診斷。在早期區分出是脂肪性肝炎還是單純脂肪變非常重要,目前尚無有效無創檢測方法,我們已發現并建立了脂肪性肝炎的血漿蛋白標記物,申請了相關專利,我們希望血漿早診脂肪性肝炎的這個產品能夠轉化到臨床上,早期發現脂肪性肝炎,從而控制疾病向肝纖維化或者肝硬化的進一步發展。
《21世紀》:這些研究成果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
于君:我覺得臨床的背景對于轉化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從臨床的問題出發研究發病的機制,不是單純探索疾病的分子機制,而是永遠在想,這個新的分子機制和異常改變怎么能應用到臨床?怎么幫助患者早期發現?怎么針對分子改變,控制腫瘤的生長?微生態的改變怎樣引到臨床,去控制一部分病人腫瘤的發生和增進治療效果?
能夠將基礎研究應用到臨床、造福于患者,這是我最開心的地方,也是我醫學科研最主要的動力和意義所在。
(見習記者張偉澤,實習生劉雅莉、楊梓昊對本文亦有貢獻)
策劃:于曉娜
記者:朱麗娜、王帆
編輯:李艷霞
監制:朱麗娜
審校:周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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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運營編輯: 張然唐雙艷吳婉婕
出品: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
(作者:朱麗娜,王帆編輯:李艷霞)